年轻的高宗继承了父亲唐太宗留下的庞大帝国，深知责任重大。为了昭示新时期的开始，李治宣布改元为“永徽”，寓意着永恒的光辉，表达了他希望带领大唐走向持续繁荣的决心。“永徽”这个年号不仅承载着他对国家长治久安的美好愿景，也体现了新帝对未来的期望与承诺。尽管告别了太宗李世民的时代，但在高宗的领导下，大唐帝国依然稳步向前。这一时期既是对过去成就的延续，也是对未来繁荣的期许，展现了大唐不断前进的生命力。高宗即位之初，由长孙无忌与褚遂良共同辅政，李治尊礼二人，恭己以听，使得“百姓阜安，有贞观之遗风”，史称“永徽之治”。
永徽年间（650-655年）也是高宗统治的早期，这段时期被认为是唐朝历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不仅因为社会的安定、政治清明，更因为经济繁荣和文化的蓬勃发展。在施政方面，高宗展现出了对民生的关注。即位之初，他积极听取地方官员的意见，关注民间疾苦，并采取措施禁止京官及外地官员进献猎鹰和马匹等奢侈品，提倡简朴。他遵循太宗时期的法令制度，使得国家在永徽年间呈现出边疆安定、百姓富足的局面，这段时期被赞誉为“永徽之治”，其治理风格继承了贞观之治的优良传统。
在唐太宗和高宗的治理下，唐朝的人口从隋末唐初的动荡中逐渐恢复并增长。据记载，到了652年（永徽三年），全国户数已增至380万户，反映了社会经济的复苏与发展。这段描述经过修改润色，旨在提供一个更加流畅和完整的叙述。
高宗登基之初，展现了一位贤明君主的风范，他积极推行仁政。为了更好地了解民间疾苦和各地官员的治理情况，高宗特意召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朝集使，并诚恳地对他们说：“朕初临大宝，深知治国理政之重。若国家政策有对百姓造成不便之处，你们务必直言不讳，若有未能详尽表达的问题，也应再次上书启奏。”随后他每日邀请十位刺史进入宫中，亲自倾听他们关于民间实际情况的汇报以及地方治理的经验与挑战。
此外，高宗还颁布诏令，禁止京官及地方州府向宫廷进献鹰隼、犬马等奢侈品，以示节俭和关注民生的决心。高宗及其臣子们遵循贞观年间的法令制度进行治理，使得永徽年间呈现出一片繁荣安定的景象：边境安宁，人民富足安康，社会风貌承袭了贞观时期的优良传统，在这一时期，百姓生活稳定，农业丰收连连，商业活动异常活跃，城市里市场热闹非凡，商铺林立，充满了生机与活力。
和平稳定的环境促进了文化艺术的繁荣。诗歌创作达到了新的高度，文人们留下了大量动人的作品；绘画艺术也有了长足的进步，画家们细腻地描绘了自然美景和生活百态；音乐成为了宫廷与民间共赏的艺术形式，出现了不少杰出的音乐家和作品。这些文化成就不仅丰富了当时人们的生活，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650年，即永徽元年的正月六日，唐高宗将他的正妻王氏册立为皇后。紧接着在第七日，他封自己的长子李忠为陈王，并任命他为雍州牧。到了九月，唐将高侃成功捕获了突厥的车鼻可汗，随后唐高宗设立了单于和瀚海两个都护府来管理新征服的地区。
651年，也就是永徽二年的正月，西突厥的贺鲁自封为沙钵略可汗。同年七月，沙钵略可汗率领军队入侵了庭州，对此，唐高宗派梁建方领军进行反击。
653年，永徽四年，发生了一起严重的谋反事件。房遗爱、高阳公主、巴陵公主、薛万彻和柴令武等人密谋拥立荆州王李元景为帝，但计划败露了。结果，在二月三日，房遗爱、薛万彻和柴令武被处决；李元景及两位公主被迫自尽。左骁卫大将军执失思力被流放到辒州服役，侍中宇文节则被发配到桂州充军。此外，吴王李恪、江夏王李道宗和蜀王李愔等皇室成员因得罪了长孙无忌和褚遂良，有的被处决，有的被贬谪。这次事件后，对唐高宗皇位构成威胁的主要势力基本都被清除。高宗通过处理房遗爱等人谋反案件，有效地削弱了宗室和勋贵中的反对力量，从而巩固了自己的皇位。
到了655年（永徽六年），高宗在大臣李积与许敬宗的支持下，废黜了出身士族的皇后王氏，改立武则天为后。这一举措不仅是宫廷内部权力斗争的结果，也象征着对传统士族政治优势的挑战，进而削弱了这些家族在朝廷中的影响力。
在维持国内繁荣的同时，唐高宗也十分关注边疆的安全。特别是西北方向的西突厥，其势力像一只凶猛的野兽，威胁着西域各国和丝绸之路的安全。这条连接东西方的重要贸易路线，不仅是物资交流的大动脉，也是文化交流的桥梁，但现在却因为西突厥的存在而变得危险重重。
为了确保丝绸之路的安全与畅通，高宗意识到必须采取行动。因此，在显庆二年（657年），一场关键性的战役在边疆展开。这次军事行动旨在对抗西突厥的威胁，保护这条重要的贸易通道。这场战役不仅是一次军事上的较量，更是为了保障东西方之间经济和文化交流的顺利进行。
高宗亲自点将，并任命大将苏定方为统帅，率领着精锐部队，兵分两路向西突厥发起了猛烈的进攻。阴山之战，苏定方犹如战神附体，唐军势如破竹，首战告捷，让西突厥的军队闻风丧胆。紧接着，金牙山再传来捷报，苏定方的军队如同一股汹涌的洪流，席卷而来，将西突厥的防线冲得七零八落。
最后，伊丽水（今伊犁河）这场决战，成为了整个战役的高潮。在伊丽水畔，双方的军队展开了一场生死搏斗。刀光剑影交错，喊杀声震耳欲聋。高宗李治亲自坐镇后方，仿佛是在告诉前方的将士们：
“为了大唐的荣耀，为了丝绸之路的安宁，这一战必须打赢！”
最终，苏定方的军队以压倒性的优势，彻底的粉碎了西突厥的抵抗。战场上，西突厥军队节节败退，失去了最后的斗志。西突厥首领阿史那贺鲁在惨败后，如同丧家之犬，企图逃往石国寻求庇护。然而，他的命运早已注定。副将萧嗣业如影随形，紧紧追踪着阿史那贺鲁的脚步，在这场追逐战中展现了不屈不挠的精神。无论是崇山峻岭还是广袤无垠的沙漠，都无法阻挡萧嗣业的决心。经过一系列紧张激烈的追捕，他在一处偏远角落终将阿史那贺鲁擒获。这一胜利不仅标志着西突厥势力的彻底覆灭，也为唐朝边境带来了长久的和平与稳定，彰显了唐朝强大的军事实力和坚定的边疆政策。这场胜利不仅巩固了唐朝的边境，更为中西文化的交流铺平了道路。
随着西突厥势力的减弱，唐高宗下令设立了蒙池和昆陵两个都护府。这两个都护府成为了连接东西方的重要节点。它们不仅维护了当地的秩序，还促进了东西方之间的交流与贸易，从此，丝绸之路再度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中西之间的交流变得更加频繁，仿佛无数奔腾不息的河流，汇聚成一片繁荣昌盛的图景。商队驮着精美的丝绸、精致的瓷器和芬芳的茶叶，穿越浩瀚沙漠，不仅带来了远方的新奇商品，也传递了最新的消息与文化。
与此同时，学者与僧侣们沿着这条古老的商路前行，传播知识与信仰，促进了不同文明间的深刻对话与交流。这段时期，丝绸之路不仅是贸易的动脉，更是文化交流的桥梁。它连接起了东西方世界，让遥远的国度得以相互了解、共同进步。通过这条道路，不仅物资得到了流通，更宝贵的是，思想与技术也在不断的交融，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
这一时期的繁荣不仅体现在物质交换上，更在于文化交流的深度与广度。音乐、艺术、科学乃至哲学思想，都在这条跨越千里的道路上得以交融与发展。蒙池和昆陵都护府的存在，不仅象征着唐朝对西域的有效管理，也标志着一个开放包容、多元共生的新时代的到来。通过这些努力，高宗皇帝不仅确保了边疆的安全，还为大唐帝国赢得了前所未有的国际声誉，使唐朝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之一。
到了显庆二年（657年），高宗宣布了洛阳为东都，并采取了移都就食的策略以应对粮食供应的问题。随着辅政大臣们的相继离世，高宗愈发倾向于独断专行，对谏议持排斥态度，这使得朝廷内外形成了一种言辞谨慎、不敢逆其意直言进谏的氛围，导致忠诚贤能的大臣们被迫沉默或被边缘化，而那些善于逢迎之人却得以晋升。
这种情形被历史评论为“前贤而后愚”。此外，高宗在位期间大兴土木工程，增加了百姓的劳役负担，造成了民众普遍的不满与怨声载道，史书描述当时的情景为“万姓厌役，呼嗟满道”，反映出人民对于繁重徭役的深切不满和失望情绪。
自显庆五年（660年）起，唐高宗频繁遭受头晕目眩之苦，健康状况影响了他处理政务的能力。因此，他逐渐让武皇后参与到国家政事的管理中来。在高宗驾崩之后，武则天以皇太后的身份继续执掌朝政，她在唐中宗与唐睿宗时期临朝称制，实际上掌控着朝廷的大权。
至665年（麟德二年）十月，高宗前往泰山举行封禅大典，此活动不仅是一场盛大的宗教仪式，更是一次国际性的展示，突厥、于阗、波斯、天竺、倭国（日本）、新罗、百济、高句丽等多个周边国家的使节和酋长参与其中，彰显了唐朝当时的强盛与繁荣。
在唐朝历史中，唐高宗李治的统治时期标志着皇权对士族势力的一次重要打击，并且也是唐代文治武功的一个繁荣阶段。高宗在位期间，先后灭了西突厥(657年)、百济(660年)和高句丽(668年)，使唐朝版图达到了最大化。但自咸亨元年(670年)以来，安西四镇、吐谷浑等地区相继被吐蕃攻占，唐朝在西域的版图逐渐衰退；同时兵败新罗，丢失了朝鲜半岛；再加上他听信谗言处决了归降的东突厥可汗阿史那伏念，最终导致了东突厥叛唐独立，建立了后突厥汗国，并且每年都来侵犯唐朝边境。
“永徽之治”体现了唐高宗李治治理国家的能力，同时也展示了唐朝所拥有的潜力和创造力。这一时期的辉煌，证明了在一个和平与发展的基础上，国家所能达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