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风云变幻的隋末乱世，张须陀率领的隋军在与瓦岗军的激烈交锋中不幸败北。洛口仓这座战略意义重大的粮仓，顺势便落入了瓦岗军的掌控之中。瓦岗军得到洛口仓这一充足的粮草储备支持后，就如同鱼入大海，鸟上高枝，发展之势愈发迅猛。
要知道，此前他们还只是一群依靠抢掠汴水官私船只勉强维持供给的流寇。在有了粮草的有力支撑后，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便迅速崛起成为全国最强大的一支农民起义军，声势浩大，威震四方。
话说公元616年四月，东都大业殿突发火灾。火势凶猛，浓烟滚滚，直冲云霄。隋炀帝正在宫中安坐，突然见到这场大火，误以为起义军已然攻进皇宫。惊慌失措之下，他全然顾不上自己的帝王威严，像一只受惊的兔子般，匆匆躲进了草丛之中。直到那熊熊大火渐渐熄灭，四周归于平静后，他才战战兢兢地从草丛中爬出来，心有余悸地庆幸自己逃过一劫。
此时的隋炀帝，已然没有了年轻时那股雄视天下的雄心壮志。面对国内愈发混乱不堪的局势，他不是积极思考如何平息叛乱，安抚天下苍生，而是选择了一种怯懦的方式——通过下江都来逃避现实。他的内心被深深的不安和无力感所充斥，仿佛整个天下的重量都压在了他的肩头，让他喘不过气来。
在这样的心理状态下，隋炀帝对于那些逆耳忠言，再也无心去听。朝堂之中，大臣苏威因直言义军蜂起的局势，与隋炀帝产生了矛盾，结果竟被无情地削职为民。那些本着一腔忠心，劝说隋炀帝留在北方全力安定局势的大臣们，也未能幸免。有人被关进暗无天日的牢狱之中，有人甚至遭受重刑，落得个身首异处甚至被处死的悲惨下场。
而此时的隋炀帝，心情脆弱得如同一个易碎的琉璃娃娃。他的行为有点像一只鸵鸟，以为只要自己把头埋进沙子里，外界的危机便不会再对他构成威胁。可他心中却十分清楚，外面的形势已经万分危急，皇宫犹如一座摇摇欲坠的城堡，说不定随时都会被汹涌的叛军攻破。
这年七月，江都新造好的龙舟被送到了东都。那一艘艘精美的龙舟，本应承载着隋炀帝的荣光与尊严，如今却成为了他被压垮心理防线的又一根稻草。七月初十，隋炀帝命十三岁的皇孙，越王杨侗与光禄大夫段达、太府卿元文都等大臣共同承担起留守东都的重任。
在临行前，那些无法跟随隋炀帝一同前往江都的宫人们，不禁痛哭流涕。她们泪眼婆娑地望着隋炀帝，苦苦哀求他不要离开。隋炀帝故作安慰，让她们安心，好好辅佐越王留守东都，声称自己这次出巡不过是在这一年之内的事情，很快便会安全归来。
然而，无论是宫人们还是那些忠心耿耿的大臣们，心中都明白得无比透彻——皇帝这一去，恐怕是再也不会回来了。在一片悲悲戚戚的哭声中，隋炀帝还是乘上了龙舟，向着相对安全又富庶的江都驶去，留下了满目疮痍、危机四伏的北方，以及那位年仅十三岁的皇孙越王杨侗和几名无助的大臣，独自面对这动荡不安的局势。
就在隋炀帝离开东都的三个月后，瓦岗军的形势愈发大好。李密向翟让明智地提出了夺取荥阳，争雄天下的建议。此时的翟让，在经历了与徐茂公等人的商议后，察觉到瓦岗军兵强马壮，粮草充足，正是大展宏图的好时机，于是欣然同意了李密的这一提议。
徐茂公见李密胸怀天下，且在日常行动中表现得极为出色，他不仅能够与大家同甘共苦，在作战时更是机动灵活、骁勇善战，心中对李密甚是钦佩，自然是全力支持他在瓦岗军的发展与决策。
于是，瓦岗军以洛口仓为坚实的依托，开启了一场波澜壮阔的军事征程。他们向着西方挺进，目标明确，那就是攻取一些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重要城池。
公元617年二月，隋朝的第二政治中心——东都洛阳的皇宫内，一场与瓦岗军的对峙即将拉开帷幕。年仅十四岁的越王杨侗，身负着关乎大隋社稷存亡的重任。面对日益逼近洛阳的瓦岗军，杨侗决定采取行动。他召见了虎贲郎将刘长恭，严正地命令他率领两万五千步骑兵，协同驻扎在虎牢关的裴仁基，一同讨伐瓦岗军，志在夺回洛口仓这一瓦岗军的命脉所在。
刘长恭与裴仁基约定，在十一日这天于洛口仓南边会合。那时的东都人，还对李密率领的这股农民军充满了轻蔑之情。在他们眼中，瓦岗军不过是一群饥饿难忍的抢米盗贼，根本不足为惧，仿佛只需轻而易举就能将他们一网打尽。
国子、太学、四门三馆的学士，以及贵胄勋戚们听闻此讯，纷纷踊跃应募从军。作为正规官军，他们器械完备整齐，每一个士兵的铠甲都擦得锃亮，刀剑在阳光下闪烁着寒光；衣服鲜明华美，那一抹亮色仿佛是他们在战争中勇往直前的底气；旌旗铮鼓极为壮观，仿佛在向世人展示着他们的威武雄壮。
裴仁基和刘长恭皆是久经沙场的老将，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而且他们手下更是不乏猛将。再加上这数万精兵，他们的阵容显得无比强大，气焰嚣张至极。
然而，李密对此却心如明镜，看得极为透彻。他深知自己麾下的瓦岗军，虽然此时也十分强大，但若是与隋军硬碰硬地进行一场正面对抗，无疑是以卵击石，必败无疑。于是，在与翟让、徐茂公进行了一番深入的商讨后，李密按照徐茂公给出的精妙方案，对瓦岗军的队伍进行了重新的调整与布局。
他将瓦岗军分成十队，兵精者强，阵布巧妙。其中四队被埋伏在横岭，这里地势险要，犹如一道天然的屏障，凭借着有利的地形，他们与裴仁基的大军展开周旋，竭尽全力防止裴仁基与刘长恭两路大军顺利汇合，试图以此来打破隋军的包围之势。
按照计划，刘长恭率领的东都官兵率先到达了约定地点。这位立功心切的将领，一刻都等不及让士兵们吃早饭，便迫不及待地驱赶着他们渡过洛水，在石子河以西列阵。只见那阵线绵延南北，长达十几里，气势磅礴，仿佛能吞噬一切。
而此时，刘长恭见李密军队人数稀少，在他眼中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根本就没有把他们放在眼里。
翟让率先率领兵马与刘长恭展开交战。战斗一触即发，瓦岗军将士奋勇拼杀，但隋军兵强马壮，瓦岗军渐渐处于下风，交战不利。翟让见形势不妙，果断下令让部队退缩。
刘长恭见状，心中大喜过望，自以为胜利就在眼前，命令部下乘胜追击。而此时的李密，冷静地观察着局势，他心中早有算计。当隋军因一味地追击而显得有些疲惫不堪时，他果断地率领所部如猛虎下山般横冲隋军。
那隋兵本就因为追逐太久，消耗了大量的体力，此时又饥又累。在这突如其来的攻击下，顿时阵脚大乱，如同潮水般溃败而去。
隋兵的最高指挥刘长恭看到隋兵纷纷溃逃，他的心理防线也在瞬间崩塌。这位战前还说瓦岗军不过是一群抢米盗匪的高傲将军，此刻在慌乱之中，完全失去了理智。他来到一位士兵面前，毫不客气地抢夺士兵的衣服穿在身上，然后扮作散兵模样，惊慌失措地潜逃回了东都。
在石子河之战中，隋军死伤惨重，超过了一半的士兵命丧黄泉。而李密、翟让率领的瓦岗军却趁机全部缴获了隋军的辎重、器械、铠甲等物资。此一战，瓦岗军声威大震，名声远扬。
石子河之战的胜利，无疑是李密军事才能的最佳证明。这使得他在瓦岗军中的声望瞬间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瓦岗军上下无不对李密心悦诚服。
由于此前就听闻徐茂公他们盛赞蒲山公李密是一代人杰，志向恢弘高远。再加上如今随着瓦岗军人马的逐渐增多，翟让越发觉得自己的能力已有些跟不上瓦岗军壮大后的步伐，管理起这庞大的队伍愈发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在对外作战中，有时也会显得有些捉襟见肘。
怀着对李密的敬佩与信任，以及对瓦岗军未来发展的期望，这位襟怀宽广的翟让，经过深思熟虑，决定让贤，推举李密为瓦岗军首领，并满怀敬意地给李密上尊号为“魏公”。
公元617年二月十九日，瓦岗军举行了一场盛大的仪式。在那庄重神圣的氛围中，他们设坛祭天，祈求上苍庇佑。随后，李密正式宣告建立西魏国，建元永平，下发文书落款为行军元帅魏公府。
李密大展宏图，开始全面地经营他的新领地。他设立了完善的政权机构，将各方人才招揽麾下。他分封群臣，授予翟让司徒、上柱国官衔，并封其为东郡公，地位仅次于李密，以彰显翟让在瓦岗军崛起过程中的巨大功绩。
而对于翟让的旧部以及新近招纳的众多人才，李密也一一封爵拜官，根据他们的才能和功劳，给予了相应的地位和待遇，每一人都各有档次，秩序井然。
其中，徐茂公更是凭借其卓越的功绩和杰出的才能，被授为右武侯大将军，统领本部人马，在瓦岗军中逐渐崭露头角，成为李密倚重的得力助手。
当然，李密深知自身的安全对于瓦岗军发展的重要性。于是，他从瓦岗军中精心挑选出特别骁勇的士兵八千人，将他们分成四个骠骑部队，作为自己的侍卫队，号称内军。李密时常自豪地说，此八千人足当百万雄兵。这内军，便是西魏军中最为精锐的特种部队，李密以此手段来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确保自己的安全，为瓦岗军的发展保驾护航。
西魏军以洛口仓为中心，在环绕洛口仓四十里的范围内大兴土木，修筑洛口城。这座坚固的城堡，成为了西魏军的根基，防御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威胁。
与此同时，李密深知人才的引进对于瓦岗军发展的重要性。他发布檄文，号召四方豪杰前来响应，网罗天下英才。在李密的感召下，一时间，瓦岗军人才济济，文武兼备。房彦藻被李密派遣率军向东攻占城池，他凭借着过人的智慧和勇猛，在战场上所向披靡。在他的带领下，瓦岗军接连攻克安陆、汝南、淮安、济阳（今湖北安陆县、河南汝阳县、泌阳县、山东曹县等地），成功地在这片土地上站稳了脚跟。
随着瓦岗军的不断壮大，河南、河北、山东以及江淮地区的起义军首领们纷纷归降李密。李密对这些归降的首领，采取了优厚的待遇，全部封官授爵，让他们各自统领本部人马，并且设置百营簿来详细地总管他们，使得瓦岗军的势力如同一片广阔的海洋，不断发展壮大，为谋取江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在瓦岗军的发展过程中，并非一帆风顺。由裴仁基镇守的虎牢关，地理位置极其重要，它处于洛口仓和荥阳之间，与东都遥相呼应，宛如一把高悬在瓦岗军头上、随时可能落下的利剑，时刻威胁着瓦岗军的后方。
因此，李密将下一个重要的战略目标锁定在了虎牢关。正当李密与手下的大将们商议如何攻取虎牢关时，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局面发生了。
裴仁基，这位素来以忠勇闻名当世的将领，此刻却率领着儿子裴行俨等猛将，大义凛然地向李密献官投降。这一变化，让李密一时不知虚实，心中充满了疑惑和不解。
原来，裴仁基与刘长恭之前约好，要前后夹击瓦岗军。李密也早有防备，安排人马埋伏在横岭，成功地阻滞了裴仁基大军的行进。
急功近利的刘长恭，不等裴仁基大军赶到，便贸然出兵。这一贸然的行动，导致他在瓦岗军的顽强抵抗下，陷入了绝境。当裴仁基好不容易听说刘长恭已经被李密打败的消息后，为了保存实力，只好率军屯兵于百花谷，加强营垒，严阵以待，守住了这一方的天险。
而刘长恭在狼狈地逃回东都后，为了掩饰自己的失败，竟然将一切责任都推到了裴仁基的身上，声称自己战败是因为裴仁基失期未至。这使得裴仁基陷入了极为尴尬的境地。
进退两难的裴仁基，进则是强大的瓦岗军，如同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山；退又害怕朝廷治他的罪，仿佛有一条无形的绳索紧紧地勒住了他的咽喉。在这种绝望的困境下，在亲信的再三劝说下，裴仁基最终下定决心，率军以虎牢关归顺了李密。
李密见此，不禁大喜过望。为了表示对裴仁基归降的重视，他封裴仁基为上柱国，河东公。而裴仁基的儿子裴行俨，也因其英勇无畏的战绩，被封为上柱国，绛郡公。
随着裴仁基的归降，西魏军成功解除了后顾之忧。众人摩拳擦掌，决定全力西进，加强了对洛阳周边城池的攻势，向着建立大一统的梦想又迈进了一大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