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的中书省就剩下了赵普一个宰相，对这个工于心计的老狐狸，赵光义那是不可能放心的。他采取的措施是相当极端，太平兴国八年（983年），赵光义把他五个十几岁的儿子任命为宰相，而且不是挂个虚名，是让他们必须正儿八经地去上班；又任命宋琪、李昉为参知政事，作为副宰相分权。赵老板还贴心地给娃娃们配了工牌：\"赵元份，14岁，执行宰相（实习）\"。
这下热闹了，这个亘古烁今的庞大宰相班底一共六个正宰相、两个副宰相，一遇到问题就吵吵起来没完没了。赵普活是没少干，另外还得费尽口舌把五个娃娃宰相全部说服。
朝堂瞬间变成幼儿园大班，议事流程如下：
娃娃宰相A：\"我要吃冰糖葫芦！\"
娃娃宰相b：\"我觉得应该出兵西北...\"
赵普（抓狂）：\"先把口水擦干净再讨论国事！\"
赵普是个聪明人，他很快就明白了赵光义的用意，自己帮助皇帝巩固了地位、扳倒了赵廷美，如今利用价值已经不大了。识时务者为俊杰，他上表道：“我已经六十有余，身子骨愈发地弱了，请求皇帝看在我为朝廷操劳多年的份上，让我辞去宰相去颐养天年吧。”
太平兴国八年（983年），赵普获批卸宰相职，另任武胜军节度使。赵光义为他举办了盛大的欢送仪式，并现场写了一首送别诗。
赵普被感动得老泪纵横，跪谢天恩浩荡，激动得语无伦次地说一定要把诗刻在自己的墓碑上，赵光义也极为应景地表现出了热泪盈眶的感动。两人共同上演了一场君王爱才、臣子忠心的情景剧，一个得了面子，一个落了名声。
孤身离去的赵普是没有遗憾的，他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他终于整倒了卢多逊，为死去的亲人报了仇，为活着的家人争取到了未来的希望。但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宋朝廷进入了乱政时代。
这个时候，正宰相只剩下了几个十几岁的娃娃，他们可处理不好朝政。赵光义紧急提拔了参知政事宋琪、李昉为宰相，而实际上在赵光义看来这两个人都有问题，但是暂时无其他人可选。
先说这个宋琪，他是917年生人，此时已经是个66岁的老头了，他非常精明强干，理政效率极高，但身上最大的问题就是出身不好——他很早就是赵普的铁杆，以前“王相之争”的时候，那就叫一个拼了命地跟赵光义干架。
在太祖时代，宋琪一直与宰相赵普、枢密使李崇矩交好，乾德四年（966年）被赵普任命为开封府推官，作为安插在开封府尹赵光义身边的一枚棋子，随时向赵普汇报开封府内的风吹草动。
当时赵光义屡次对他示好招揽，但宋琪都不为所动，这让赵光义是不胜其烦。赵普一度失势后，宋琪也立马被贬黜出京，到了阆州（治今四川阆中）任知州，直到赵普回来任了赵光义的宰相之后，宋琪才又被召回朝廷。
对于宋琪这个老熟人，赵光义知道他能干、好用，但终归不是自己人，所以不能信任。
彼时的小老头宋琪堪称北宋最惨打工人。早上教皇子们《论语》，中午处理黄河水患，晚上还要写万字思想汇报自证清白。赵光义时不时搞突击检查：\"听说你昨天去了趟赵普旧宅？\"吓得老宋当场背诵《忠君爱国十八诫》。
最绝的是某次廷议：
赵光义：\"爱卿觉得朕与太祖孰强？\"
宋琪（冷汗直流）：\"陛下文韬武略，太祖...太祖比较会骑马。\"
赵光义略略点头（面无表情）：\"可！\"
再说李昉，八个字就可以概括他，“才能平庸，擅长投机”。李昉的出身那可是正儿八经的京都豪门，父亲李超、伯父李沼以及祖父都曾在朝廷中担任高官。早年李昉以恩荫入仕，北宋建立后，他担任过中书舍人和知衡州。
在宋太祖时期，这种纯靠投机的人是不讨巧的。他被皇帝处罚过两次，第一次是他偷偷违规任用自己亲戚当京畿县令，被太祖皇帝知道后把他赶出了朝堂，贬任官阶八品的彰武军（今陕西西安市）行军司马。
后来到了北宋开宝元年(968年)，经赵光义保举，李昉又回到京城负责主持当年的科举，结果就爆发了“徐士廉控告李昉案”。该案起因于落第举子徐士廉敲响登闻鼓，状告主考官李昉舞弊，宋太祖立即会见当年新中进士，发现有两人一问三不知，“材质最陋、对问失次”，宋太祖大怒，下令严查，但最终证据不足，李昉只是被贬作了太常少卿。
作为世代高官、在开封府盘踞多年的地头蛇家族，李家和做过开封府尹的赵光义关系匪浅，李昉也很早就投效了赵光义。赵光义即位后，不久就升李昉为户部侍郎，并且在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北伐的时候让他伴驾出征。
要说这李昉也是运气好，高梁河之战不仅没死，还一直陪在赵光义身边，这就算共同患过难，也培养出感情了。宋军班师，李昉因劳苦升任工部尚书兼翰林学士承旨。
所以这次李昉能担任宰相，单纯就是赵光义觉得这是个自己人，用着放心。任职之前，朝中就有人反对：“李昉此人无才无德，工作毫无建树，且多出纰漏，任职宰相着实不宜。”但赵光义根本不管这些。
一个宋琪是能干事但不放心，一个李昉是能放心但办不好事，对于这个宰相班子，赵光义是时刻提心吊胆的。
对宋琪，赵光义这种邻人盗斧的怀疑心态到底还是没能忍耐太久。
宋琪作为宰相，必然要参与人事任免，这就难免让赵光义猜疑。有一次，赵光义想提拔一个叫王浣的简州军事推官到宫廷任职管理府库，但是宋琪认为王浣出身幕职官，按制度只能升为京官，拟授其为大理寺丞。
赵光义可不是他哥哥太祖皇帝那么讲风格、顾体面的人，他没什么废话，一纸朱批就扔到了宋琪脸上，意思是你办也得办、不办也得办。可怜的宋琪在众朝臣面前愣了大半天神，最后只得是跑去弯腰捡起来赵光义扔下的朱批，然后老老实实给人家把事情办好。
话说到了这个时候，宋琪也就该夹起尾巴做人了，但是架不住他也有点私心，有时候也会在拟任官员名单上，加上自己亲信的名字，结果终于是有一次让赵光义抓到了把柄。那一天，赵光义发了场大火，在大庭广众之下把宋琪骂了个狗血喷头，但这个宋琪也是够硬，任你赵光义怎么骂，他死活就是不承认那几个违规提拔的人是他的关系。
又过了几个月，赵光义接到了一封密报，说是“广南转运使王延范图谋造反”。这个王延范是宋琪夫人的远房亲戚，也是官宦之后，王延范年轻的时候，靠上辈荫功当了个太子舍人的官差，到了雍熙元年（984年），终于走门子买了个广南转运使的地方官。广南地点虽然偏僻，但这里天高皇帝远，王延范开始放飞自我了，他私建军队培育个人势力，还和几个幕僚经常密谋要当皇帝。有一次他不分青红皂白处罚了一个叫刘霸的部将，这个刘霸就怀恨在心，找机会向朝廷告了密。
说白了，这就是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蠢货官二代做白日梦，朝廷随便派几个人就能去把他给抓来，但是在赵光义看来，这恰好是给宋琪挖坑的机会。当天宋琪来汇报近期工作，赵光义面色沉静地问他：“你觉得王延范这个人怎么样啊？”宋琪觉得，领导突然问到估计是想给升职加薪，又想到此人又跟自己沾亲带故，于是也不着痕迹地道：“这个人还可以。”
赵光义这下忍不住了，这都要谋朝篡位了，你居然还跟我说他可以，你这是想推翻宋朝吗？赵光义抬手就把密报甩在宋琪身上，质问道：“这就是你的亲戚，你看看他干的好事。”这下把宋琪吓得立马下跪，瑟瑟发抖着发誓表明心志。
赵光义当场免去宋琪宰相之职，对朝野却不公开其罪状，只是简单以“素好诙谐，无大臣体”为由，将宋琪降职为了刑部尚书。
此后进入了李昉为期长达三年的独相时代，这在多疑的赵光义执政时期是非常罕见的，而这仅仅是因为确实放心。在李昉当宰相的时间里，他天天也不琢磨别的，脑子里面就一件事——怎么着伺候好赵光义。
有段时间，李昉发现赵光义总是唉声叹气，就暗暗留上了心，经过他的多方查探，最后终于是搞清楚了原因，原来赵光义是在担心史书里记载自己的诸多丑事，让自己遗臭万年。
既然知道了原因，那就好办了，李昉立即申请给自己兼了个修国史的差事，然后开创了一个非常恶劣的先例，那就是把记录皇帝言行的“时政记”先呈送皇帝签阅，然后才交给有关部门存档，作为将来写史的资料。而在此前，为了防备皇帝修改史料，这些记录是不给皇帝审阅，是直接交给有关部门的。
在有一年的过年，宴会后赵光义率群臣登上乾元楼观开封夜景，皇帝见“京师繁盛”，人头攒动，百姓摩肩接踵，于是非常高兴，也是喜笑颜开。
李昉见状，连忙上前说：“臣是后唐生人，据我生平所见，此盛世之景之前从未有过，这是因为前面所有的帝王们都没有您勤政爱民、至圣至明啊。有您这样的皇上真是微臣之福、万民之福。” 明白人一下子就能听得出来，李昉的言语是直接否定了郭威、柴荣，乃至于赵匡胤这些明君圣主，臭脚捧的是肉麻到了极致。但这把赵光义哄得哈哈大笑：“勤政忧民那是我应该做的寻常事情。朕不以自己享福为乐，而是以民安为乐。”
作为一朝宰相，大庭广众之下，居然能这么不要脸的奴颜谄媚，当时人们都嘲笑说：“真是个千年难遇的媚相啊。”
这李昉马屁拍得好，但能力上就是个庸人，这又看见宋琪被整得那么惨，那就更胆小了，天天总怕做错决定担责任，所以办事就一个字“拖”。这小事拖、大事也拖，很多急着要办的事情居然两三个月都没有落实。
日子已久，就产生了两个恶劣后果，一个是积压了大量政务，一些本该宰相立即处理的事情，非得拖到等赵光义亲自处理。什么有士子上访说荆湖北路转运使贪腐了，什么成都府上报涝灾请求拨款赈灾了，诸如此类不可胜数，到头来是把赵光义整得焦头烂额。
还有一个后果更棘手，那就是朝中结党现象愈发严重，不断架空了皇权。
权力的果园里长满了果子，你不管就一定有人去拿，比如像修缮宫殿、维护城建等这样的肥差交给谁去做，像各路转运使这样的肥差选谁去递补。赵光义一个人不可能掌握那么多官员的情况，是管不过来，而李昉为首的宰相班底呢，是识人不明，是管不了。
于是很多时候，朝廷就只能让下面中高层的官员们选举推荐，而这些官员一旦联手推荐，就能大概率确定人选，在这种情况下，官员结党控制朝政就几乎成了必然。
赵光义慢慢地就发现了问题，以前的重要岗位是以能力任用，候选官员的来源都是分散的，现在这些岗位人选突然变得互相之间都是亲戚和老乡，能力也开始参差不齐。
赵光义此时终于意识到有人结党，咋办呢？赵光义马上就发现不好办，因为实在是摸不清楚情况，宰相李昉和他的班子全都是没啥用的蠢材，底下哪些人拉了帮结了派，谁跟谁是什么关系，一概闹不清楚。那就难了，贸然乱查乱抓极有可能让朝局陷入瘫痪。
此时的大宋政务，像是得了严重关节炎的风湿病人，中央政令被中间卡住了，得不到有力实施。多地的征税死活征不上来，下面官员还都能找到正当理由，什么闹灾了、减产了，必须要安境抚民了；各类公共设施得不到修葺，黄河大堤到期就是不完工，还不停张口要钱，人家说的理由有理有据，什么地质问题、地形特殊。朝中还总有人替他们说话，你不懂也反驳不了。
这可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