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过了三个月紧张而有序的基础设施建设之后，工厂终于迎来了两百多名新员工的正式入职。为了确保生产效率和管理有序，厂里决定对这些新员工进行细致的分工，将他们分配到各个车间和科室。根据入职时提交的详细档案资料，发现只有极个别员工具备进入科室工作的资格和能力，而绝大多数员工则被分配到了生产车间。
在生产车间中，有几个年龄稍大的员工被安排到熟练工种。所谓熟练工种有力气就行，一上岗就直接被认定为一级工，意味着他们的工作不需要经过学徒期培训。他们的工作内容相对简单，技术含量不高，但却是生产线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些熟练工种的最高级别是五级，代表着他们在这一领域的最高技术水平。
更多员工被安排到需要学习和培训的技术岗位。部分员工需两年学徒期，有的则需三年转正为一级工，要达到七级或八级技术水平，将是他们的终生追求。他们将通过培训和实践成为公司的技术骨干，为公司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和古煜一起被分配到锻工车间的二十人，原本这个车间里有三十人，这次一共五十人，被分成了两个班组，轮流进行白班和夜班的工作。工厂里的工种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热加工，包括了锻工、电焊工和淬火工、锅炉工等，这些工作都需要面对高温环境；一类是冷加工，主要是操作各种不同功能的机床，这类工作相对来说没有高温的困扰。
在车间辛勤工作了半年之后，工厂决定推行传统的师带徒的活动，旨在通过师徒结对子的方式，明确双方的责任和义务，从而更好地促进技术的传承和交流。尤其是广泛深入地开展尊师爱徒的活动，这种做法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支持，因为它不仅有助于新员工快速成长，还能让经验丰富的老员工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这项活动中，\"严师出高徒\"的理念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古煜的导师正是班长张大强，一位资深的长春一汽员工。四十多岁的他，正值壮年，身材魁梧，五官匀称，完美诠释了东北大汉的形象。尽管外表粗犷，张大强内心却十分细腻，对待工作认真负责到极致。此外，厂部办公楼墙上“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大幅标语也出自他的手笔。他总是充满活力，似乎永远不知疲倦，令人不得不对他那令人敬佩的才华和敬业精神表示赞叹。
古煜被指派为这位班长的徒弟，他感到无比欣喜。能够师从一位经验丰富且认真负责的师傅，对他而言显然是一个宝贵的机会。他满怀期待地盼望在师傅的指导下，迅速提高自己的技艺，成为一名卓越的技术工人。
他们师徒二人，师傅担任党支部宣传委员，徒弟则是团支部宣传委员。每月，他们共同负责出版一期（10张三合板）黑板报，彼此的才能相辅相成。师傅擅长用粉笔书写美术字作为标题，并根据文章内容精心绘制彩色插图，使得版面既生动又吸引人。徒弟则负责仔细审阅和编辑征集来的稿件，然后将其抄写到黑板报上。当徒弟编辑过的稿件全部完成，师傅审阅后，不禁赞叹道：“你的编辑水平真高，去报社当编辑也绰绰有余！”“师傅在夸奖我呢！”古煜回应道。“我很少夸人，但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我总是实话实说。我的美术字写得比你好，但文章就不如你了。看我的粉笔字，虽然规整却显得呆板；而你的行书流畅自如，既美观又耐看。”张大强坦诚地说。“哎呀，师傅，您可别这么说！您刚才还说不轻易夸人呢，现在让我怎么好意思？”古煜半开玩笑地回答。
在厂里当锻工期间，连续上了四年夜校，主讲老师是学识渊博，阅历丰富的郎理政。他主讲内容以马列原着为主，时而增加一些时事政治，生动活泼。古煜听课总是风雨无阻，坚持不懈的写日记和学习心得。1975年，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实践班师生来到厂里，要撰写《车城的春天》报告文学集，将夜校作为选题之一，宣传科长郎理政推荐古煜参加创作撰写工作，出色的完成了任务，并由省人民出版社出版。之前他还参加总厂宣传部老中青结合，编写工人学习辅导资料普及读本的工作,一干就是半年，给领导留下了良好印象。
古煜是个闲不住的人，业余时间不是看书，就是给省市级报刊、电台除了写好人好事之外，还写点小诗、散文，因此广播有声，报刊有名，就引起了厂子弟学校的重视。
一天下午，车间主任苟铁平笑眯眯地领着子弟学校校长和人事科长来车间找到古煜，开门见山的请他到学校初中部当语文老师，古煜寻思了一会，婉转地说：“谢谢各位领导的抬举和关爱，教书育人是一件很神圣的好事，可是我不能从命。第一，我自己还是初中辍学生，没资格、也不敢去当老师；第二，说不了普通话，不能误人子弟啊！”
车间主任苟铁平和校长听后，面面相觑，显然没有预料到古煜会拒绝。校长连忙解释道：“古煜同志，你不必担心，我们已经了解过你的情况，你在厂办夜校的学习成绩非常优秀，而且你能在总厂编写工人学习资料和报刊发表的文章也展示了你的水平。我们相信你完全有能力胜任这份工作，才来请你的。”
古煜听后，心中涌起一股暖流，但他依然坚守自己的立场：“感谢校长的肯定与厚爱！我自认为撰写的小文章尚可，那不过是出于兴趣。若真要我担任教师，肩负起教书育人的重任，恐怕无法胜任，我实在担心会误人子弟。”说完，他再次拱手致谢：“谢谢！”
苟铁平见古煜态度坚定，便不再强求，转而带着明显的不悦说道：“既然这样，两位领导，我们也不必勉强他人，走吧！”
古煜坦率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却未曾料到主任会认为他不尊重领导，从而得罪了苟铁平，导致原本稳固的友谊瞬间破裂。在当年的工资调整中，尽管涨幅不大，但在二十多名同级别的同事中，古煜在理论考试中名列第一，在实践考试中也跻身前三。车间苟主任掌握着决定谁加薪谁不加薪的绝对权力，他却对古煜下了这样的评语：“这小子不听话，就像狗子坐在粪箢——不识抬举。”
更令人意外的是，古煜的不幸似乎才刚刚开始。从那以后，苟主任对他总是态度冷淡，一副居高临下的姿态。古煜回忆起把他报道在省报上的经历，那天他兴高采烈地拿着报纸到车间展示，笑容满面地说：“小古，做得好，做得好！你真行啊！看看，你都让我上了省报，继续努力，哈！”此外，厂领导在干部会议上也表扬了他的《带徒传艺，宝刀不老》。很长一段时间里，他见到古煜总是面带微笑，即使没有话题也要找话说，那种热情难以言表。两相对比，主任的态度前后截然不同，简直如同从笑脸变成了狗脸，其鲜明程度不言而喻。
然而，事情绝非到此为止。次年的夏天，邻近又有一个新厂开始筹建，很快平了场地，水电路“三通”进展神速。新建厂相关领导又找到古煜，说政工部门经过多方物色，认为你是合适人选。古煜寻思也正是自己的兴趣所在，写个通讯报道轻车熟路。既然在这受窝囊气不如换个新地方也好。此处不留爷，总有留爷处！当然这只是他的心理活动。
古煜对来人说：“谢谢你们的知遇之恩，工作需要，属于正常调动，组织出面比我自己好办。我同意去，实话说就怕我的单位有人故意卡我。”来人信心满满地说：“好！只要你同意就好办，具体运作是我们的事，你就等消息。少则半月，多则一月，一定能办成！”
然而，半个月过去了，一个月又过去了，好消息始终没有。人事科的那个曾经招他们来的领导章杰仁偶尔碰到古煜说：“你们主任苟铁平说了，他叫你去的地方你不去，你想去的地方，他不放你。除非你找一个与你同级别的技工来替你的岗位，否则别想走！”这也太欺负人了吧！和他没仇没冤的，为什么如此狠毒？古煜心里骂道。
这还没完，年终又要调薪了，比例还是很小。苟铁平的亲信放出风来，这次谁涨谁不涨已经定了就是不告诉古煜。不告诉就是不涨，很明显。古煜问支书彭亮：“彭书记，到底怎么回事啊？去年这时候还搞过民主评议，今年也不民主评议了。”
彭亮双手一摊很无奈地说：“现在是上面推行厂长负责制，这车间就是苟主任负责。平时你也看到了，搞技术的和搞政工的尿不到一个壶里去，那一天为工作我和老苟争吵起来，他的小喽啰还要揍我。小古啊，多少个星期天是你牺牲休息时间，为车间办板报，帮我写总结，有目共睹，上级借用你，每次也是经过车间同意的。可是……”看得出，他深深地陷入内疚与自责之中。
彭支书所言确为实情。那天临近下班时，门口聚集了一大群人。只见苟主任的几位徒弟气势汹汹，手指几乎触碰到彭亮的鼻尖，他们大声斥责，使得身材瘦弱的支书颤抖不已。古煜目睹这一切，内心焦急却无能为力，面对那群“三不过”的小无赖——打不过、骂不过，也赖不过。在严寒的冬夜，他彻夜未眠，第二天便严重感冒。请假前往医院检查后，张教授诊断他患有严重的支气管炎，必须住院治疗。
得知这一消息后，支书彭亮是第一个前往医院探望的人。他点燃一支烟（当时尚未禁烟），只见他夹烟的两个手指已被熏得发黄。他轻咳一声，弹了弹烟灰，说道：“去年不给你涨工资的理由是‘你不听话’，今年兄弟厂三次来调你，他却故意阻挠，不讲道理地说你‘不安心本职工作，要攀高枝’。他甚至说，只要他不离开，你就别想有好日子过。我们怎么也没料到他会一而再、再而三地这样对你。我已向上级认真反映过你的情况，上级表示会给你戴帽下指标。但那家伙却说，‘你有本事的话，一个指标不够，再去要三五个试试！这里的一亩三分地是我姓苟的说了算！’这还是人话吗？我也真是左右为难啊！”
半小时后，支书彭亮站起身来又点燃一支烟说：“小古，既来之则安之，先把病治好，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你受的委屈我清楚，你的张班长也清楚。我相信这是暂时的，你记住，车到山前总有路，大活人不会让尿憋死！话糙理不糙，我们共勉吧！”彭亮说的轻松，表情仍然凝重的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