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深秋,老交警赵大勇裹紧制服,搓了搓冻僵的手指,看了眼腕上那块磨得发白的上海表——临近午夜十一点,这是他在这条路上执勤的第十七个年头。岭上风急,吹得路边白桦林哗哗作响,像是无数冤魂在拍手。
对讲机突然炸响:“赵队,寒葱岭13公里处有事故,单车翻覆,司机被困。”
赵大勇发动引擎,警车沿着蜿蜒山路疾驰。这条路他太熟悉了,每一个弯道,每一处悬崖,都刻在他脑子里。寒葱岭13公里处,那是整个路段最邪门的地方,几乎年年出事,当地人叫它“鬼招手”。
事故现场比想象的更惨。一辆黑色桑塔纳四轮朝天躺在沟里,车身扭曲得像被巨手捏过的易拉罐。赵大勇和同事撬开车门,浓烈的酒气混着血腥味扑面而来。司机是个三十多岁的男人,满头是血,尚有呼吸。
“醒醒,同志!”赵大勇拍打着司机的脸。
司机眼皮颤动,嘴唇翕动:“红、红色的车…突然就出来了…躲不开…”
“什么红色的车?”
“老、老解放…没开车灯…直接冲我来了…”司机声音越来越弱,“我往右打方向…它就、就消失了…”
赵大勇脊背一阵发凉。老解放卡车?那车型都快成古董了。
救护车赶到时,司机已完全昏迷。抬上担架前,赵大勇从他脖颈上摘下一个褪色的护身符,上面绣着“平安”二字,边角被血染红了。
回到队里,赵大勇调取事发路段的监控录像。凌晨三点十七分,桑塔纳独自驶入画面,突然像被什么无形的东西撞击般失控翻滚。全程,前后五分钟内,整条路上没有第二辆车。
“又是单车事故,司机产生幻觉了吧。”年轻同事打着哈欠说。
赵大勇没说话,他反复观看那段录像,总觉得哪里不对劲。放大画面,桑塔纳失控前的瞬间,车头似乎有微弱的红光一闪而过。
他想起1999年的那个雨夜。
那时他还是个刚入职不久的交警,跟着师傅处理寒葱岭的一起重大事故。一辆满载木材的老式红色解放卡车,在13公里处撞断护栏冲下悬崖,司机张建军当场死亡。他们赶到时,只见崖底燃烧的残骸和散落一地的松木。
张建军的葬礼上,他五岁的儿子抱着父亲的遗照,不哭不闹,只是死死盯着每一个前来吊唁的人,那眼神赵大勇至今记得——不是悲伤,而是某种刻骨的质问。
赵大勇翻出积满灰尘的档案柜,找出1999年的事故卷宗。泛黄的照片上,红色卡车的残骸在崖底燃烧,像一座小小的火山。司机张建军的尸体严重烧伤,几乎无法辨认。
档案里夹着一份当年的调查报告:有目击者称,卡车失控前,似乎是为了避让什么。但具体避让什么,没人说得清。
第二天,赵大勇去医院探望伤者。司机叫李志强,已脱离生命危险,但精神状态很差。
“那不是幻觉,警官,我真的看见了!”李志强抓住赵大勇的手,指甲掐进他肉里,“那辆车红得发亮,开得飞快,直接冲我来了。我要是直着开,肯定撞上!”
“你看清司机了吗?”
李志强眼神恍惚:“驾驶室里…好像是空的。”
赵大勇把护身符还给李志强时,注意到他脖颈上还有一道细细的红绳,拉出来,是一枚陈旧的工作证——林业局运输队,照片上的人正是张建军。
“这是我爸。”李志强声音沙哑,“1999年,他就死在那段路上。别人都说他喝了酒,可我知道他没有。那天是我生日,他答应早点回来。”
赵大勇如遭雷击。原来李志强就是当年那个抱着遗照的小男孩。
“我当上司机后,总绕道走寒葱岭。我知道这不吉利,但总觉得…能离他近点。”李志强苦笑着,“没想到,真遇上了。”
赵大勇回到交警队,重新调取监控。这次,他扩大了时间范围,惊讶地发现,过去五年里,寒葱岭13公里处的13起单车事故中,有7起的司机都提到了“突然出现的红色卡车”。只不过之前的报告分散在不同年份,没人把它们联系起来。
他走访了附近村子的老人。八十岁的王大爷坐在炕头,抽着旱烟说:“那是凶车回魂。有些车啊,喝够了人血,就成了精。那辆红卡车,怨气太重,每年都要找替身。”
另一个老司机告诉他:“1999年出事的不是普通卡车,是林业局的运材车。听说张建军死的那天,车上拉的木材有问题——那是从老坟场砍来的树,做棺材用的。”
赵大勇不信这些鬼神之说,但直觉告诉他,这事还没完。
一周后的午夜,他又接到报警:寒葱岭13公里处,事故。
这次是一辆运送病人的救护车,为抢时间走了寒葱岭。车翻在同样的位置,病人死亡,司机重伤。抢救途中,司机短暂苏醒,喃喃道:“红色卡车…突然出现…”
赵大勇调取救护车的行车记录仪。画面在翻车前几秒受到强烈干扰,但在干扰前的最后一帧,赵大勇看到一道模糊的红影——确实是一辆老式解放卡车的轮廓。
队里决定成立专案组,赵大勇主动请缨。他们在13公里处增设了警示牌和测速仪,但事故仍在发生。每次都是单车事故,每次都有司机提到红色卡车,每次监控都拍不到那辆卡车的清晰影像。
赵大勇开始熬夜研究1999年的卷宗。在一个几乎被遗忘的附件里,他发现当年事故现场的照片中,有一张拍到了崖底远处——有一辆几乎与红色卡车一模一样的车辆,正驶离现场。
“当年可能有另一辆车。”赵大勇在专案组会议上说,“张建军也许是为了避让它才失控的。”
“十八年了,就算有,也找不到了。”队长摇头。
十一月初,李志强出院了。他找到赵大勇,说要再去一趟寒葱岭。
“我想知道真相。”李志强说,“为我爸,也为我自己。”
赵大勇本想拒绝,但看着李志强坚定的眼神,他同意了。
午夜时分,两人站在13公里处。寒风呼啸,月光惨白。李志强在父亲坠崖的地方放下了一束花。
“我爸是个好人,”李志强说,“他从不喝酒开车,那天是我生日,他答应带我进城买蛋糕。”
赵大勇突然想起什么:“当年的尸检报告说,张建军血液里有酒精。”
“他们搞错了,”李志强声音平静,“我爸对酒精过敏,一滴都不能沾。”
就在这时,远处传来引擎轰鸣。两人同时转头,看见一辆红色的老解放卡车正从弯道处疾驰而来——没有开车灯,驾驶室里空无一人。
卡车直冲他们而来,赵大勇本能地把李志强往后拉。但在最后一刻,卡车却诡异地转向,擦着他们冲过护栏,坠入悬崖——没有撞击声,没有坠落声,只有一片死寂。
赵大勇和李志强跑到崖边,用手电照下去——崖底空空如也,什么都没有。
第二天,赵大勇申请重新调查1999年的事故。在林业局的老档案室里,他发现了一份被遗忘的记录:1999年11月3日,也就是张建军出事那天,林业局有两辆红色解放卡车执行运输任务。一辆由张建军驾驶,坠崖焚毁;另一辆由副局长的小舅子驾驶,当晚返回,车辆严重受损,不久后被报废处理。
赵大勇找到当年的副局长,如今已退休在家的老人。在赵大勇出示证据后,老人终于坦白:那天晚上,他小舅子酒后驾驶另一辆红色卡车,在弯道处逆行,导致张建军紧急避让而坠崖。他们隐瞒了真相,伪造了记录。
“那辆车呢?”赵大勇问。
“报废了,拆解了。”老人说,“但听说,拆车厂老板偷偷把它修好,卖到了外地。”
赵大勇终于明白,所谓的“凶车”确实存在——那是一辆与张建军驾驶的卡车一模一样的车辆,仍在某条路上行驶。而寒葱岭上的“鬼车”,或许是枉死者不甘的冤魂,年复一年地重现着当年的悲剧;又或许是所有知情者内心罪疚的投射,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化作集体幻觉。
他没有把真相告诉李志强。有些时候,真相并不能带来解脱。
2008年冬末,赵大勇即将退休。他最后一次巡逻寒葱岭,在13公里处停车。夕阳西下,整条路被染成血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