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刑侦支队的审讯室里，吊扇已经转了整整一夜。扇叶上积着的灰尘随着转动往下掉，落在贴满案件照片的墙面上，在“郑钧家客厅血迹分布图”“顾行案现场弹壳位置”这些黑白照片边缘，留下细细的灰痕。金属桌的表面泛着冷光，秦柏坐在桌前的木椅上，双手被手铐固定在桌腿，头发比昨天整齐了些，却依旧掩不住眼底的疲惫。
程野推开门走进来，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信封，身后跟着负责记录的书记员。他把信封放在桌上，没有立刻开口，而是先给秦柏倒了杯温水。水杯碰到桌面时发出轻响，在寂静的审讯室里格外清晰。“昨天跟你说的沈砚案复查，省厅已经批了，下周就会派人去呼兰。”程野拉开对面的椅子坐下，指尖轻轻敲了敲信封，“这里面是沈砚1982年写给家里的信，他妹妹托人带给我的，你要不要看看？”
秦柏的目光落在信封上，喉结动了动，却没说话。程野把信抽出来，展开信纸——纸面已经泛黄，字迹却很工整，是少年人特有的清秀笔锋：“哥，我在呼兰农具厂挺好的，厂长说我学东西快，下个月就能涨工资了。等我攒够钱，就带你去哈尔滨玩，听说中央大街的面包特别好吃，咱们还能去松花江看船……”
读到“呼兰农具厂”时，秦柏的肩膀突然抖了一下。程野抬头看他，发现他的眼圈已经红了，双手紧紧攥着，指节泛白。“他还说……”程野继续念，声音放得很轻，“要是以后能攒够钱，就跟你一起开个小铺子，不卖别的，就卖你最喜欢的何绍基字帖，咱们再也不用看别人脸色……”
“别说了！”秦柏突然打断他，双手捂着脸，肩膀剧烈地颤抖起来。书记员停下笔，看向程野，程野轻轻摇头，示意他继续等。过了好一会儿，秦柏才放下手，脸上满是泪痕，声音沙哑得像是被砂纸磨过：“1983年他被抓那天，还跟我说‘哥，你相信我，我没偷东西，更没杀人’，可我没本事，没能帮他……”
他终于愿意开口，从1983年沈砚被判死刑那天说起。那天他在农具厂车间里，听到广播里念沈砚的判决结果，手里的扳手“当啷”一声掉在地上。“我那时候就想，他们凭什么判他死刑？郑钧连证据都没查清楚，顾行连面都没见他，就定了罪！”秦柏的声音越来越激动，“从那天起，我每天晚上都留在车间，对着机器练撬锁，用废铁练匕首，有时候练到天亮，手上全是口子。我还找了本何绍基的字帖，每天写‘复仇’两个字，写了整整三年，写坏了十几支毛笔，纸堆得能装满一个木箱……”
程野拿出笔记本，一边记录一边追问：“1985年冬天，你是不是乔装成收废品的，在郑钧和顾行家附近踩过点？”
秦柏点头，眼神里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我跟沈砚以前在农具厂，经常帮人修东西，知道怎么跟街坊搭话不引人怀疑。我每天推着个破三轮车，在郑钧家楼下转，记他的作息——他每天凌晨2点会起来喝水，客厅的灯亮10分钟左右；顾行的妻子那时候怀了孕，晚上8点就睡了，顾行喜欢在书房待到11点。”他顿了顿，补充道，“我还专门选在暴雪夜作案，雪能盖住脚步声，也能把鞋印压平，就算警察来了，也很难找到线索。”
提到枪支来源时，秦柏的语气低沉了些：“1984年我找到江屿，他那时候在预审科，负责保管报废枪支。我知道他当年弄丢了沈砚案的笔录，要是被人知道，他肯定会丢工作。我跟他说‘你把枪给我，我保证不连累你，不然我就去局里举报你’，他犹豫了三天，最后在呼兰河边给了我一把64式手枪，还跟我说‘别用这枪干坏事’，可他明明知道，我拿枪就是为了报仇……”
程野把一张空白的纸和笔推到秦柏面前：“你能不能把四起命案的作案路线画出来？包括你从哪里出发，怎么去的案发现场，又怎么离开的。”
秦柏接过笔，手顿了顿，才慢慢在纸上画起来。他的笔触很细，却画得很详细——从呼兰农具厂出发，走哪条小巷能避开监控，哪个路口有巡逻民警换班，甚至连案发现场附近的垃圾桶位置都标得清清楚楚。“杀郑钧那天，我从后窗进去的，他家里的防盗栏是旧的，我用撬锁工具撬了5分钟就开了；杀顾行的时候，我在他书房门口等了半小时，他写完报告出来，我才动手……”他一边画一边说，每一个细节都和警方调查的结果完全吻合。
审讯进行到第三天下午，沈阳突然下了场雷阵雨。雷声从窗外传来，震得玻璃嗡嗡响，审讯室里的灯闪了闪，才恢复正常。秦柏看着窗外的雨，突然说：“1986年4月杀邵廷前，我在他家门口看到一个穿警服的人，站在树后面，像是在盯梢，但我没看清他的脸。”
程野心里一紧——之前调查邵廷案时，警方没发现有其他人盯梢的痕迹。“你确定是警服？不是便衣？”
“确定，是藏蓝色的警服，跟你们穿的一样。”秦柏点头，“那人看到我，转身就走了，我当时还以为是巡逻的，没在意。后来想想，他站的位置太隐蔽了，不像是正常巡逻。”
程野立刻让书记员记录下这条线索，同时给观察室里的梁铎发信号。观察室里，梁铎正和沈阳警方的审讯专家盯着单向玻璃，看到信号后，立刻拿起电话，安排人重新核查邵廷案发前的社会关系。“邵廷当时在复核1982年的一桩盗窃案，会不会是那案子的嫌疑人找人盯他？”审讯专家皱着眉说，“不过现在没有实证，只能先查着。”
审讯继续进行，当提到顾行的妻子时，秦柏突然沉默了。程野拿出顾行妻子的照片——照片上的女人怀抱着肚子，笑容温和。“杀顾行的时候，他妻子突然醒了，我本来不想杀她的。”秦柏的声音很低，不敢看照片，“她尖叫起来，我怕引来邻居，只能……”他说到这里，头埋得更低了，双手紧紧攥着，指甲几乎要嵌进肉里，“我后来经常梦见她，梦见她抱着肚子问我‘为什么要杀我’，我答不上来……”
这是他第一次流露出愧疚，打破了之前“只杀不公者”的自我伪装。程野看着他，语气平静：“秦柏，你为沈砚报仇，却伤害了无辜的人，这不是他想看到的。他在信里说，想跟你一起开小铺子，过安稳日子，而不是让你变成现在这样。”
秦柏的眼泪又流了下来，这一次，他没有掩饰。“我知道错了，可我已经回不去了……”
7月30日晚上10点，审讯终于结束。秦柏被民警带离审讯室时，回头看了一眼桌上的沈砚家书，眼神里满是复杂的情绪。观察室里，梁铎拍着程野的肩膀说：“你把他心里的结打开了，这比单纯定罪更重要。”
程野拿起那封家书，重新折好放进信封。窗外的雨已经停了，月光透过玻璃照进来，落在信封上。他想起秦柏说的“写了三年‘复仇’”，想起沈砚信里的“去哈尔滨玩”，心里五味杂陈。“要是当年沈砚案能查得再细一点，要是江屿没有弄丢笔录，或许就不会有这些悲剧了。”
书记员把整理好的审讯记录递过来，上面详细记录了秦柏的每一句供述，还有他手绘的作案路线图。程野翻到最后一页，在空白处写下：“秦柏的复仇，源于对冤案的绝望，但暴力不是答案，程序正义才是避免更多悲剧的关键。”
这句话，不仅是对这起案件的总结，更成了他日后办案的核心准则。
与此同时，哈尔滨警方传来消息，在“老秦装修队”的木料堆里，找到了3张秦柏练习书法的草稿纸，上面写的都是“复仇”二字，笔迹与案发现场纸条的“颤笔伪装”完全一致；呼兰警方也在农具厂的废弃地窖里，起获了一把缠着黑胶带的匕首，与秦柏供述的备用凶器一模一样。
所有的证据，都形成了完美的闭环。
只有“穿警服盯梢人”的线索，还没有查实。程野把这条线索单独记在笔记本上，他知道，现实中的案件往往不是非黑即白，或许这个未决的疑点，会在未来的某一天，揭开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但现在，他要做的，是尽快推动沈砚案的复查，让那个在1983年蒙冤的少年，早日得到清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