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一点，市局档案信息中心灯光依旧未熄。档案管理员从密档柜中拎出最后一箱旧案卷，摆到程望面前。
“这是朱以鸣十年前实习期间，曾参与协助的案件，他当时身份是某摄制单位的实习剪辑师，跟着警宣外包小组进出过多个案发现场。”
程望一页页翻着老旧纸质记录，油墨略显发糊，有的边缘甚至泛黄。他的目光在一张照片上停住：是2016年的一起“女性独居失踪案”，地点在边城区一片老式筒子楼内，受害人无故失联，现场无打斗痕迹，最后按“走失”结案，未立刑事侦查程序。
案件后附带一张剪影模糊的工作记录表，上面有“外包剪辑实习——朱x鸣”字样。
“这种案子结得太快。”程望敲了敲桌面，“不符合常规，独居女性、失联、无目击、无监控，最后居然按自愿离开处理？”
“那年办案环境还没现在这么规范。”王勉低声道，“而且外包跟进拍摄的项目也没纳入后期资料归档，很多工作证件都是临时制发。”
“十年后还在拍，十年前就已经在现场。”
他将几份资料拍在桌面：“朱以鸣接触过的不止一起‘非正常女性死亡’现场，他是怎么顺着这条路走进来的？”
没人回答。
因为每个人心里都知道，这不是偶然，是筛选，是趋向，是他一步步看见自己能够“控制”别人的证据。
中午十二点，肖越再次被带入讯问室。
与最初几次不同，这一次，他看起来疲惫不堪，嘴唇干裂，整个人靠在墙边，仿佛灵魂早已抽离。
“你知道她死了。”程望坐下，不带任何情绪，“可你仍然选择了关门、离开、伪装现场。你为什么这样做？”
肖越沉默良久，像是在等一个许可。
“……我那天晚上其实犹豫了。”他声音极轻，“但她……她当时已经不挣扎了，甚至……眼神都不像人了。她看着我，好像……知道我不会救她。”
“你觉得你是被动的？”
“我不知道。”他捂住脸，“她认识我，我们之前在同一个直播平台聊天……我帮她找了几次素材链接，也顺手转发过她自拍……我不是……我不是故意的。”
“可你拿着工具进了房间。”程望冷冷道，“你在她最虚弱的时候，对她实施了威胁与侵犯。”
肖越忽然红了眼眶：“那不是我一个人的决定！我从来都不是主谋！是他，是朱以鸣，他说她是‘自愿的’，她‘习惯被拍’，她‘就是为了流量才开门’！”
“那你信了？”
“他拿出视频的时候我就知道出事了！”肖越忽然用力捶桌，“可我不敢报警！他有我和她的聊天记录、转账截图、还有我之前录的音……如果我说出去，他就把这些全发出去，连带我女朋友、我工作单位、我家……”
他一拳砸在桌角，指节血痕斑斑。
“我想救她。”他喃喃，“可我救不了。”
沉默了很久，程望缓缓开口：“你有没有想过，那个晚上，她是不是也想求你救她？”
肖越仿佛被电击一般僵住。眼神中终于有了真正的慌张。
“可你，转身离开了。”程望说，“你告诉她，门锁已经坏了。”
那一刻，整个讯问室仿佛安静得只剩钟表的滴答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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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上午，朱以鸣的手机云数据提取完成。技术人员成功恢复了那段被删除的15分钟监控视频。
内容令人发指。
那段视频中，朱以鸣在肖越离开后独自留在房内，对已失去意识的受害人实施了进一步侮辱行为，并对镜头比出挑衅手势。他甚至说了一句话——
“她不是你们谁的，是我的剧本里的角色。”
“他认为自己是导演。”王勉愤怒地捏碎手中的纸杯，“他在拍一场属于自己的戏。”
“也许这就是他的动机。”程望目光冷静，“在摄像机镜头下，他终于感受到自己有‘主导’的能力——哪怕只是对一个受害者的控制，他也要把自己拍得像一个创作者。”
技术员补充道：“而且我们发现，他剪辑完这些视频之后，还上传至一个国外暗链地址，目前已协助公安部报送网络安全中心备案，申请跨境数据锁定。”
“他不是杀人犯，他是一个有意为之的施害者。”程望冷声说，“肖越、王嘉宁，都只是他剧本中的道具。‘’
下午五点，警方发出抓捕令，锁定王嘉宁下落。
此人正试图搭乘高铁离境前往港口，疑似已联系代购护照中介，准备逃离司法管辖地。
便衣警员在候车室将其带回，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中保存大量“女性个人隐私资料包”，包含微信聊天、社交媒体Id、拍摄地理坐标等完整“定位包”。
程望翻看资料时，一页页翻过，忽然手指停住。
“这个受害人。”他指着照片，“三年前自杀案，地点在另一个小区。”
“她也认识王嘉宁。”
所有人的神经再次绷紧。
那一刻，所有人都明白：这不只是一起入室盗窃杀人案，也不是偶然发生的偷拍或谋财害命。
这是一个长达数年、横跨多地、涉及多人协作的信息链犯罪网络。而这一次，只是他们终于错了一个步骤，杀错了一个人，留下了一段还未来得及删完的视频。
但她不只是“被害人”。
她是那个敲响审判之门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