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应运而生，解放西南
1949年，解放战争的胜利曙光已经照亮了大半个中国，然而西南地区仍在国民党的统治之下。为实现祖国的全面解放，1949年7月16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的一份电报中首次提出由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组成西南局，经营四川、云南、贵州、西康四省。8月1日，中共中央确定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分别为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第二、第三书记 。11月23日，中共中央西南局在湖南常德（白云中学）正式成立，李井泉、廖志高、廖井丹、廖苏华、廖开诚等一批经验丰富、意志坚定的干部也在此汇聚，他们肩负起统筹进军西南和管理建设西南的党政军工作重任，开启了西南地区改天换地的伟大征程。
彼时的西南地区，国民党残余势力妄图负隅顽抗。他们在军事上，依托西南复杂的地形构筑防线，企图凭借山川险阻阻挡人民解放军的步伐；政治上，大肆进行反动宣传，蛊惑人心，制造社会恐慌；经济上，对百姓横征暴敛，导致民生凋敝，通货膨胀严重，百姓生活苦不堪言。面对如此严峻复杂的形势，中共中央西南局制定了周密的解放计划。
人民解放军按照大迂回大包围的作战方针，于1949年11月初发起西南战役。从南路于湘西芷江地区进入贵州，15日解放贵阳；西路自宜昌、常德入川，30日顺利进入重庆主城，宣告重庆解放。在这不足一个月的时间里，解放军挺进两千多里，克服了道路崎岖、桥梁被破坏、运输补给困难等重重障碍，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迅速打破了国民党在西南地区的军事防线。正如重庆解放后首任市长陈锡联在《关于重庆市接管工作的报告》中所记载的，解放军之所以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战绩，离不开毛主席、朱总司令的英明指挥，以及刘、邓、贺诸首长的正确领导。12月8日，刘伯承、邓小平率二野领导机关进驻重庆市区，中共中央西南局也入驻重庆办公，这座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城市，成为了西南局领导西南地区解放与建设的核心。
二、城市接管，稳定秩序
解放西南只是第一步，如何顺利接管城市，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成为了中共中央西南局面临的首要任务。西南地区的城市在国民党长期统治下，社会秩序混乱，各种反动势力盘根错节。西南局深知，只有迅速建立起人民政权，恢复社会秩序，才能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
在城市接管过程中，西南局制定了详细的接管计划。他们派出大批干部，深入到各个政府机构、企事业单位和公共设施，有条不紊地进行接收工作。李井泉积极参与其中，凭借丰富的经验，协调各方，推动接管工作高效进行。廖开诚作为西南局行政处副处长、处长，在物资调配、后勤保障等方面做了大量细致工作，保障了城市接管工作的顺利开展。同时，坚决打击反动势力的破坏活动，对国民党特务、土匪恶霸等进行严厉镇压，迅速稳定了社会局势。
在重庆解放后，西南局针对城市中的治安问题，开展了大规模的肃特行动。他们通过发动群众、收集情报等方式，破获了多起特务组织案件，清除了潜伏在城市中的反动势力，为城市的稳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西南局还积极开展救济工作，帮助那些在战争中流离失所、生活困苦的百姓，解决他们的温饱问题，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了新生政权的温暖。
在经济领域，西南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恢复和发展城市经济。他们接管了国民党遗留下来的工厂、矿山等企业，通过整顿管理、恢复生产，使这些企业重新焕发生机。积极扶持民族工商业，鼓励他们发展生产，繁荣市场。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西南地区的城市经济逐渐恢复，社会秩序也趋于稳定，为后续的建设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经济建设，奠定根基
面对西南地区经济破败不堪的局面，西南局提出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经济发展策略，其中修建成渝铁路堪称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工程。1949年12月31日，邓小平在主持中共中央西南局常委办公会议上表示，要以修建成渝铁路为先行，带动百业发展。李井泉在成渝铁路建设过程中，积极协调各方资源，保障工程顺利推进。
成渝铁路的修建，对于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不仅能够加强西南地区与内地的联系，促进物资流通和人员往来，还能带动沿线地区的工业、农业和商业的发展。然而，在当时的条件下，修建铁路面临着诸多困难。技术落后、资金短缺、材料匮乏等问题，如同一座座大山横亘在建设者面前。
但西南局领导下的广大建设者们没有被困难吓倒，他们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克服了一个又一个难关。1950年6月15日，成渝铁路在重庆开工，邓小平致辞：修建成渝铁路，军队打头阵。由西南军区直属部队组成的军工筑路第一总队从贺龙手中接过“开路先锋”旗帜，立即开赴重庆九龙坡、油溪等地，拉开了修筑成渝铁路的大幕。西南军区又从川东、川南、川北、川西和西康各军区抽调3万多人组成5个军工筑路总队，人民子弟兵一手拿镐一手拿枪，既保证了施工进度又保证了施工安全。开工不久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各军工筑路队相继归建，西南军政委员会立即动员组织10万民工接替部队继续修建成渝铁路。1952年7月1日，成渝铁路终于建成通车，这是我国西南地区第一条铁路干线，也是新中国第一条铁路，成为拉动川渝甚至西南地区经济恢复发展的巨大动力，它的建成拉开了新中国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序幕。廖井丹作为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兼重庆《新华日报》社社长，通过报纸大力宣传成渝铁路建设的意义和建设者们的英勇事迹，鼓舞了士气，凝聚了人心。
除了成渝铁路，狮子滩发电站的建成也为西南地区的工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能源支持。西南局还积极推动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通过土地改革，使广大农民获得了土地，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西南地区的经济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为后续的工业化进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文化教育，传承火种
西南局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也高度重视文化教育事业的建设。在教育方面，积极推动教育改革，新建和扩建了许多学校，普及基础教育。他们重视培养人才，尤其是少数民族人才，通过举办各种培训班和学校，为西南地区培养了大批急需的专业人才。廖志高在任职期间，积极推动少数民族地区教育事业发展，为提升当地民众文化素质贡献力量。
在文化方面，西南局积极推动文化事业的繁荣。他们鼓励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创作反映人民群众生活和革命斗争的优秀作品。组织开展各种文化活动，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廖井丹充分发挥宣传工作优势，组织文艺工作者创作了一系列鼓舞人心的作品，丰富了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西南局还注重保护和传承西南地区的传统文化，对一些珍贵的文化遗产进行了抢救和保护，让这些文化瑰宝得以传承和发扬。
在新闻宣传方面，西南局充分发挥舆论的引导作用，创办了《西南日报》等重要报刊，及时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报道西南地区的建设成就，鼓舞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信心和斗志。1952年8月5日，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为《重庆日报》亲题报头并题词祝贺，其贺词“发展生产，交流城乡，是城市工作的中心任务。祝贺重庆日报创刊”成为《重庆日报》办报以来的重要指导思想，为宣传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推动重庆全面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五、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中共中央西南局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全力支持抗美援朝运动。以邓小平、贺龙为领导的中共中央西南局，先后主持召开西南局委员会第四次会议、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等，决定在西南地区开展抗美援朝运动。运动首先在广大工人、学生、妇女、工商界人士及各民主党派和宗教界人士中掀起，接着普及到农村。邓小平要求“在运动展开以后，应适时地领导人民将高涨的抗美援朝情绪，转入加紧生产、加紧学习和经常的业务中去，使之成为推动实际工作的力量”，抗美援朝运动被提到西南地区各项工作安排的第一位。
西南局组织调遣部队入朝参战，第10军、11军、12军、15军、16军、50军等6个军分批奔赴抗美援朝战场。这些英勇的战士们，带着西南地区人民的期望和重托，在异国他乡浴血奋战。他们不畏强敌，不怕牺牲，用生命和鲜血扞卫了祖国的尊严和人民的安全。在上甘岭战役中，15军的战士们与敌人进行了殊死搏斗，坚守阵地，打出了国威和军威，涌现出了黄继光等一大批英雄人物，他们的事迹激励着无数中华儿女。
除了派出部队，西南局还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捐献飞机大炮活动。至1951年11月，西南全区城市中80%的人口和农村60%左右的人口都参加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3000多万人参加了抗美援朝示威游行，有4550多万人在缔结和平公约上签名，投票和签名人数已过西南人口大半，大城市中80% - 90%的人口和农村70%左右的人口都签订了爱国公约。广大青年积极踊跃地报名参加志愿军，贵州省从1950年11月到1951年6月，仅半年多时间，全省就有6万多名青年工人、农民和学生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四川第一期在川东、川北区顺利实现扩兵9万人（其中川东5万、川北4万）。同时，四川人民向志愿军寄发慰问信共计79万余封；截至1952年9月，捐献慰问品共件、斤 ；向中国人民志愿军、朝鲜人民军、救济朝鲜难民捐款共89.05亿元。其中，川东7.41亿元，川南24.82亿元，川西48.94亿元，川北7.88亿元。廖苏华作为西南局妇委书记，积极发动妇女群众，为志愿军战士做军鞋、织毛衣，在后方全力支持抗美援朝战争。
西南局还高度重视军工武器生产，多次组织召开会议，研究解决生产和运输中的问题，为前线提供了充足的武器装备，有力地支援了抗美援朝战争。在西南局的领导下，西南地区的抗美援朝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一直坚持到美帝国主义在停战协定上签字。这场战争的胜利，不仅扞卫了国家的安全，也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而西南局和西南地区人民在其中所做出的贡献，将永载史册。
六、迁徙成都，再启征程
随着西南地区局势的全面稳定与国家建设战略重心的调整，1960年10月，中共中央西南局机关从重庆迁至成都，开启了一段承载着新使命与新挑战的奋斗征程。此次迁徙并非简单的地理转移，而是基于对西南地区长远发展的全盘考量——成都作为“天府之国”的核心，其深厚的历史底蕴、优越的区位条件以及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更适宜统筹推进大规模经济建设与区域协调发展。
这一时期，西南局领导集体也进行了相应调整，形成了以李井泉为第一书记，李大章、廖志高、阎红彦、廖井丹、程子华、张国华等干部协同合作的领导架构。在成都宽敞的办公院落里，悬挂着巨幅的西南地区地图，上面布满了红圈、箭头与密密麻麻的标注，记录着决策者们对这片土地未来发展的深刻思考。每天清晨，领导干部们围坐在会议桌前，讨论声此起彼伏，从攀枝花钢铁基地的选址论证，到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前期规划；从川藏公路的改扩建方案，到少数民族地区的民生改善计划，每一项决策都凝聚着集体的智慧与对人民的责任。
彼时，国际局势风云变幻，国家作出三线建设的重大战略决策，西南地区因其战略纵深优势，成为工业布局的关键区域。1964年，一场改变西南工业格局的重要会议在攀枝花仁和区大田镇召开。国务院委托国家计委常务副主任程子华与西南局书记阎红彦牵头，组织专家、学者和地方干部，深入研讨攀枝花工业区的建设蓝图。为了确定最佳厂址，李井泉多次带领工作组翻山越岭，在金沙江畔的荒山中实地勘察。面对“这里是否具备建设大型钢铁基地条件”的质疑，他坚定地表示：“再难也要啃下这块硬骨头，攀枝花的钢铁，关系着国家的战略安全！”
在李井泉的推动下，数万建设者从全国各地奔赴攀枝花。他们住草棚、睡石板，在“白天杠杠压，晚上压杠杠”的艰苦条件下，用铁锤、钢钎一点点凿开坚硬的山体。廖志高则在后方积极协调农业生产，组织农民开垦荒地、兴修水利，保障建设大军的粮食供应。经过数年奋战，一座“象牙微雕钢城”在不毛之地拔地而起，攀枝花钢铁厂不仅填补了西南地区重工业的空白，更成为三线建设的标志性工程。与此同时，映秀湾电厂、龚嘴电站等重点能源项目也相继开工，推土机的轰鸣声响彻川西平原，工人们肩挑背扛，用汗水浇筑起西南工业的脊梁。
在文化教育领域，廖井丹充分发挥宣传文化工作的引领作用。他组织文艺工作者深入三线建设现场、少数民族村寨采风，将川剧、曲艺等传统艺术与社会主义建设主题相结合，创作出《红岩》川剧版、话剧《金沙江畔》等经典剧目。这些作品在西南各地巡回演出，场场爆满，既丰富了群众的精神生活，又激发了人们投身建设的热情。此外，西南局大力推动图书馆、文化馆建设，成都街头的新华书店常常挤满求知若渴的群众；在凉山、甘孜等少数民族地区，新建的学校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双语教学的推广让更多孩子有机会接受教育，朗朗读书声回荡在青山之间。
民族团结工作同样是西南局在成都时期的重点。张国华等干部深入西藏、四川藏区等地，严格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尊重各民族风俗习惯，积极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在康巴高原上，工作组帮助藏族群众发展畜牧业，引进先进养殖技术；在云南边境，通过建立民族贸易合作社，促进了边境地区的经济交流与和谐稳定。一系列举措不仅改善了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更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交流融合，维护了边疆地区的长治久安。
七、动荡岁月，艰难坚守
然而，历史的进程总是充满波折。20世纪60年代中期，“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中共中央西南局也未能幸免。李井泉作为西南地区的主要领导，遭到残酷批斗，被污蔑为“走资派”。在批斗会上，他尽管身心遭受极大摧残，却依然据理力争：“我问心无愧，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西南的老百姓！”廖志高、廖井丹等领导干部同样被错误批判，西南局的办公场所遭到冲击，大量文件资料被损毁，许多重要决策被迫中断。
但西南地区的干部群众展现出了顽强的韧性与坚定的信念。在攀枝花钢铁厂，工人们自发组成护厂队，日夜守护高炉，确保生产不停；在四川盆地的田间地头，农技人员冒着风险，在秘密开辟的试验田里继续开展育种实验；在地质勘探队，队员们依然坚守在深山，为寻找矿产资源默默奉献。尽管外部环境动荡不安，西南地区的三线建设项目仍在艰难推进，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筹备工作在隐蔽状态下持续进行，成昆铁路的建设者们克服重重困难，在崇山峻岭间凿出了“奇迹之路”。
这些坚守者中，有一位普通的铁路工人老张。他在成昆铁路建设中负责爆破作业，“文革”期间，工程指挥系统陷入混乱，但他和工友们约定：“只要还有一个人在，就要把铁路修通！”在物资短缺时，他们用最原始的工具开山凿石；在面临山体滑坡危险时，他们以血肉之躯守护施工现场。正是无数像老张这样的普通人，用自己的行动守护着西南地区发展的希望火种。
八、历史传承，精神不朽
1976年，“文革”结束，历史迎来新的转机。随着邓小平恢复工作，全国开始拨乱反正。曾在西南局工作过的干部们重新走上重要岗位，将西南局时期积累的经验与艰苦奋斗的精神，融入到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中。李井泉在平反后，依然心系西南发展，多次建言献策；廖志高、廖井丹等干部积极投身地方经济建设与文化事业复兴，为新时期西南地区的发展贡献力量。
中共中央西南局在重庆北碚缙云山的办公旧址，如今已成为重要的红色教育基地。20世纪50年代初期修建的三栋办公楼，经过修缮后焕然一新。2019年，结合缙云山综合整治工作，这里启动了中共中央西南局历史陈列展、刘伯承在重庆历史陈列、贺龙在重庆历史陈列项目。2020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西南局历史陈列展（一期）正式开展，400余件实物、1000多张历史照片，通过实物展示、微缩场景、多媒体等形式，生动再现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展厅中，李井泉在三线建设时期使用过的笔记本、廖井丹修改文艺稿件的批注、廖志高关于民族地区发展的调研报告等珍贵资料，无声诉说着老一辈革命家的奉献精神。邓小平亲手栽植的“小平松”，如今已长成参天大树，枝繁叶茂、刚劲挺拔，象征着西南局精神扎根大地、生生不息。每逢节假日，前来参观学习的人群络绎不绝，年轻一代聆听着西南局的故事，感受着“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豪情。
中共中央西南局的历史，是一部充满奋斗与牺牲、智慧与勇气的壮丽史诗。从解放西南的烽火岁月，到建设时期的拼搏奉献；从动荡年代的艰难坚守，到新时代的精神传承，它所展现出的坚定信念、无私奉献、勇于担当的精神，已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如今，当“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如火如荼，当川藏铁路向着雪域高原不断延伸，西南大地上处处闪耀着新时代的光芒。但无论时光如何流转，西南局的精神始终激励着后人，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不忘初心，砥砺前行。